对于普通人，如何适应未来生成式AI带来的新业态成了新命题，甚至许多公司业态也会因此产生新变化，新时代下的“数字游民”不再需要在格子间里工作或就业，一两个人加上网络，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游走式就业或创业。
何为数字游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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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游民 ，其实就是指完全依靠互联网远程工作的人。他们常被认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，既能去世界走走，又能保证收入，这种貌似理想的生活图景，让这个群体笼上一层浪漫化的色彩。
有人在巴厘岛的沙滩上敲代码，有人在泰国的咖啡厅里线上写作，还有人在西双版纳的房车里剪辑旅行视频……“数字游民”们从高楼大厦的格子间里解脱出来，随时随地，自由办公。
2020年后的新冠疫情和远程办公，让更多人加入了这个群体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数字游民数量超过3000万人。在中国，数字游民也变成了一种年轻人追逐的生活方式。
“数字游民”的共享办公场所。溪龙乡供图
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《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》中，76.4%的“00后”愿意成为“数字游民”。
赚取一线城市的工资，生活在二、三线城市，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工作和生活方式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。
绿水青山间的数字游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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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安吉一座被茶田围绕的“DNA数字游民公社”里，已经先后入住400多人。其中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从事文化创意方向的工作，如编辑、翻译、插画师、设计师等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大多是程序员。
浙江安吉的“数字游民”公社。图源：南太湖先锋
DNA社区创立者许崧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数字游民。他1969年出生在杭州，是个背包客、作家。2004年开始，就和妻子周游各地，成为“数字游民”。2010年，许崧41岁，旅居生活按下暂停键，为了找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进行写作，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。
在大理，许崧结识了书店老板阿德，一名出版人。他们都想试试能否将大理社区作为模版，在另一个合适的地方复制。2021年3月，负责安吉溪龙乡“白茶原”乡村振兴项目的开发商来到大理，找到许崧和阿德。一番沟通加上实地考察后，双方就“到安吉建一个‘数字游民’基地”的想法一拍即合。
在安吉，他们对一处废弃的竹木加工厂进行改造，成为能够容纳82个数字游民的社区，挂牌为“DNA数字游民公社”。2022年4月11日，DNA通过公众号发布第一则招募启事，邀请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们来试居住。
DNA大厅和宿舍之间的廊道。摄影：阿德
“这个社区存在的意义，在于创造了一个生活成本远低于大城市的社区，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，并且，有朋友。”许崧说。
自由的“代价”是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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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工作不上班、时间自由、远程办公……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幻想色彩的词语，成为了人们定义“数字游民”的关键词。
实际上，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仍是少数人的特权。麦肯锡公司研究劳动力、经济发展和远程工作的合伙人苏珊·隆德(Susan Lund)研究发现，在远程工作者中，成为数字游民的人，大多是高级管理人员。
真实生活中的“数字游民”并不像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，兼顾工作和旅行虽然是很多人想走的精神之路，但它同样伴随着困难和挑战。
浙江安吉的“数字游民”公社。图源：南太湖先锋
资金的缺乏或许是最基本的因素。张乐的收入主要来自内容付费、线上投资和国内房产的租金。在张乐看来，准备一笔足够3年旅行的积蓄很重要。他注意到，现在很多数字游民半路放弃，都是因为经济压力大。
另一方面，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数字游民具有强大的内驱力。不同于线下工作时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解决难题，远程工作者通常需要独自解决业务问题，制定工作计划。张乐就常常不自觉想刷手机，所以当需要集中注意力写作时，他会把手机交给太太保管。
一位数字游民在青海有网络信号的山上工作。图源：中国经营报
除去工作带来的困难，成为数字游民，事实上好像走进一座围城。许多数字游民表示，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线上，人终究需要在现实中生活，他们许多时刻都在忍受着一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。
甚至一些人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，而另一些人，则开始在各地寻找固定社区，重建那种“归属感”。
“累了，中国人还是要回到中国。”张诚说，“归属感”对他而言，就是回到母语环境中进行社交活动。2020年，他决定去北京定居。
他在北京找到一处共享办公空间，位置在东三环国贸创意园，然后在2公里外的团结湖附近租了间房。